时间回到了卢曜康死后的第二天，国民广场上聚集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开始，只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头戴白巾，手捧遗照的年轻学生，到大灾难纪念碑前吊唁。
    后来，有人不知从哪搞来了扩音音响和话筒，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地发表起了演讲。
    “自由！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力！”一个戴眼镜的男大学生高吼一声。
    “说的对！”
    “说的好！”
    围观的大学生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鼓掌，有的振臂高呼。
    戴眼镜的男孩似乎已经无话可说，把话筒交给了下一个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每个渴望自由平等的年轻人应该团结在一起！“
    “平等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没有民主和自由，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
    起初，大家只是一人上去喊一句口号爽一爽而已，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喊口号的游戏渐渐被比惨大会所取代。
    “我叫王椎，我爸爸现在病的很重，国家不给我们报销看病的钱，我爸爸就要活活地病死在家里。”
    “我是来自清州大学大四的一名毕业生，我只是因为没有拍辅导员的马屁，辅导员就给我分配到了养猪场，可我他妈学的是土木工程！”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柴红红，今天我出去贴海报的时候，几个学校保安直接把我按在了地上，我跟他们讲道理，可这种人是讲得通道理的吗？”柴红红无比哽咽地说道。
    “我们一定要和政府谈谈！”人群中不知有谁喊了一句。
    “我们要见到总理！”
    当喊口号和比惨大会的游戏结束以后，真正的游戏在这一刻揭开了序幕，大学生们像是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一般，欢呼雀跃。
    到了第五天，即使是不参与学生运动的大学生也来到了广场上，他们不想上课，纯属来凑个热闹。
    大家在广场上点燃了篝火，开始载歌载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自己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些有文化的学生开始唱起了上上个世纪的国际歌，更有甚者，唱起了法文原版，叽里呱啦得完全听不懂。
    有的报社派出了记者，来到广场上采访集会的大学生。
    “请问你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到这里的呢？”记者问道。
    “上课没意思，广场上多有趣，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十天后，一些普通民众也来到了广场上，他们自发性地准备了许多物资，给大学生加油助威。
    有的人带来了水，有的人带来了泡面，但是没有人带热水壶来。
    “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坚持住！”
    “相信党！相信政府！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学生群体中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意见领袖，他们时不时到纪念碑前发表一段演讲，鼓舞一下士气。
    此时的王冠大楼上，一双双眼睛正注视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
    “应该马上派警察带学生们离开，我在五天前就已经这样提议了——但是某些人一定要阻止我，才造成了现如今如此严重的后果！”苏恪不悦地说。
    “苏老，您的想法我们也考虑过，但是派警察驱逐学生会造成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我们应以大局为重。”   方熙赉说。
    “改革，改革，这就是你们要的改革！”乔童舟指着广场上的学生，一边咳嗽一边说道。
    “崇阳人呢？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又跑到哪里去了？”
    “老师正在拟定进一步的方案，您稍安勿躁。”
    晁崇阳主持国家事务三年来，受到不少来自保守派的阻力，一直是卢曜康在背后支持和指点的，现在改革派的偶像去世了，一批原先中立的老政客开始渐渐向保守派的方向动摇。
    他现在很难办，假如派出警察肃清广场上的学生，保守派就会以此为借口打压改革派的成果。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事态只会越来越严重。十二月就要召开新一届的国民大会了，广场不清空，会议也无法正常举行。
    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晁崇阳下定决心：先清空广场，以国家大局为重。
    正当他准备拿起电话时，有人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
    “进来吧。”
    “晁老师，最新情报。”进来的是秘书长赵令明。
    “放下吧。”
    晁崇阳打开档案袋扫了一眼，顿时怒不可遏。
    半个月前，北大学生张志明用手雷自杀，根据现场的火药残留、碎片以及爆炸威力判定，手雷绝对不是自制的，大概率来自于军方！党内出了叛徒！
    “鉴定报告为什么现在才出来！”
    “是乔老……乔老压着不让给您，就连这份也是李敬龢给的备份。”
    “混账！”晁崇阳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
    保守派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简简单单地想要引发一场恐慌？他们为何能准确预言卢老的去世？又如何确定全市会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这时，赵令明的手机突然嗡嗡作响，他接起来听了一声，就立刻报告道：“晁老师，是李敬龢打来的，他说您一定要听。”
    “拿来！”
    晁崇阳接过电话，李敬龢在电话的那头讲述了一个让他不敢相信的事实。
    “晁老，前几天乔童舟秘密地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在市公安厅安插三百名“自己人”，如果您要派出警察肃清广场，“自己人”就会拔枪射杀学生，到时候责任全推到您的头上，因为警察是您派出去的。”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晁崇阳怒吼道。
    李敬龢毕恭毕敬地说道：“保守派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背负一个枪杀学生、镇压学生的骂名，但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事态越来越严重，责任还是在我们的头上，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都有借口让改革派下台，逼我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指挥权先交到乔童舟的手里，让他自己砸的锅自己背。”
    “不可能。”晁崇阳说，“假如交出指挥权，就意味着保守派拥有了调动警察甚至军队的能力，到时候他们会做出什么，谁也预料不到！”
    “那就把指挥权交给我吧！”李敬龢加重了语调，“我名义上来说是保守派的人，手里也握着三百个“自己人”的名单，由我控制事态是最稳妥的，到时候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我以死谢罪，绝不会连累到晁老和改革派！”
    晁崇阳想了想说：“我再考虑一下。”
    挂断电话后，他思考了很久。
    李敬龢虽说在北京根基尚浅，但毕竟跟了自己十五年。这十五年来，他一直给改革派提供情报，信息大致准确，也帮改革派做了不少事。此人确实有一些能力。
    “令明，帮我草拟一份声明。”晁崇阳准备把这次事件的指挥权交到李敬龢手中。
    这是他人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