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他们写道：幸运的是，当时的风向并非吹往城市，吹向基辅，而是恰好吹向其他方向。他们说得没错，可是，当时的大风带着那些放射性物质吹向了白俄罗斯，吹向了我和我的尤里克。那天，我们正在树林里散步，同时顺便摘了一些野生的卷心菜。上帝啊，为什么没有人警告我？从树林里出来后，我们回到了明斯克。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在车上，我无意中听到了其他乘客之间的一些对话片段：他们正在切尔诺贝利拍电影，结果一名摄影师很快就死在了那儿。他是被烧死的。听了他们的话，我不禁开始琢磨，那个被烧死的摄影师是谁，是我认识的人吗？接着，我又听到：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最终说出了他的名字：维特亚?格列维奇。我的确知道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摄影师，他的确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可是，他有两个孩子？他为什么从没和我们提到过？在工作室里，我和他很熟。就在这时，有人出来纠正道：不是格列维奇，是古林?谢尔盖。上帝啊，那是我的名字！现在，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不过，当我下车后向工作室走去的时候，我开始有些担心
    了：如果我一推开门就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当成遗像摆在那儿，我该怎么办？接着，另一个荒谬的想法又出现了：他们从哪儿弄来的我的照片？是从人力资源部吗？
    这些流言飞语到底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我想，这应该是由此次事件的规模大小与遇害者人数多寡之间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譬如说，库尔斯克战役;数千人在此次战役中丧生，考虑到此次战役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多数人都能对如此庞大的死亡人数表示理解。然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当中，在事故发生的最初几天，遇难者只有七名参与灭火的消防员。后来，遇难者的人数又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在那之后，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定义和信息突然就变得抽象起来;数代之后、永远、无可奉告;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就产生了：长着三个脑袋的小鸟，小鸡把狐狸啄死了，刺猬的刺掉光了。很快，各种各样的谣言就开始在民间流传。没过多久，他们需要一个人去那里执行任务。一位摄影师带来了医生的证明，说他患有溃疡，另一位摄影师当时正在休假。他们便把我叫来了。你必须再进去一次。可是，我才刚刚从那里回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坪你。你己经去过了，所以对你而言，再去一次也没有关系。另外，你已经有孩子了，而其他人都还年轻。啊，耶稣，也许，我还想要五个，或六个孩子呢！但是，他们才不管这些，开始向我施压，说什么我们很快就要重新评定薪水，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一定对加薪有帮助。这是一个悲伤却不缺乏乐趣的故事。我己经把它放进了我脑海中的一个小角落里。
    有二次，我为那些曾经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录像。被拍者全都无一例外地试图避免与对方见面。对此，我表示理解。让大家再度相聚，回忆那场战争，这的确会让当事人感觉不自然。从那种刻骨铭心的羞辱中走过来的人，或者说，那些曾经目睹过人性本质的人都会逸择这样做;逃离对方，越远越好。对于切尔诺贝利，我有一种感觉，但是我又真的不愿
    谈及这段往事，我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矛盾。譬如说，我不愿谈论一个事实，即我们人类关于人文主义的各种观点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的表现往往会和你在书中读到的大相径庭，至少，两者之间会存在很显著的差异。人们迟早会选择另一条路。人并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如此一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有的很伟大，有的则很渺小。我记住了那些人的样子，还有那些画面。集体农庄的主席想要两辆车来运送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全部衣服和家具。与此同时，在长达数天的时间里，他们始终都没有找到足够的车辆来运送就读于当地小学的那群孩子;这都是我目睹的事情。然而，在这边，两辆车也不足以装下某人的全部身家，包括许多容积为三升的装满果酱和腌制蔬菜的罐子。第二天，我眼看着他们又装了整整一车的行李。我没有把这些画面拍下来6(说到这儿，他突然大笑起来。）我们带了一些萨拉米香肠和一些罐头食品，可是我们却不敢吃它们。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把它们扔掉，而是带着它们四处奔波，因为我们舍不得。（他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我通过所见所闻而明白的一个道理。人们会说他人的闲话，会拍老板的马屁，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自家的电视机和样式iL陋的皮毛大衣。直到混乱结束，所有的人都一样。事情通常都是如此。
    当拍摄全部结束之后，我却无法为整个摄影小组谋求到任何福利，对此，我的感觉很不好。我们中的一个人需要一间公寓，我曾经为此事去找了联合委员会：帮帮我们吧，我们曾经在隔离区内待了六个月。我们应该得到一些福利。好吧，他们说，把你的证书给我们。你需要证书证明这一切，加盖了公章的证明。然而，当我们去找隔离区的地区委员会申请证书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叫娜丝佳，我们去的时候，她正拿着拖把拖来拖去。所有人都跑了。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位主任，他有整整一摞的证明书：他去了什么地方，他拍了什么照片和录像。他是英雄，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