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来的路上，太阳下山了，我说：你看，多美的一片土地啊！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树林上和田地上，透射出一片金灿灿的余晖，似乎是在和我们道别。是的，同行者中的一个德国人用俄语回答说，这里的景色的确很美，但是它已经受到了辐射污染。说话的同时，他的手上就握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我一个人的落日。这是我的土地。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纳塔利亚?阿尔森耶芙娜?罗斯洛娃莫吉廖夫地区妇女联合会，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负责人
    孩子们的话
    阿廖沙.贝尔斯基，9岁；安雅?博古什，10岁；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亚，16岁；勒拿.茹德罗，15岁；尤拉?祖科，15岁；奥利亚.祖沃纳科，10岁；斯内扎纳?基内维奇，16岁；伊拉■库德里亚契娃，14岁；伊利亚.卡斯科，11岁；瓦妮娅.科瓦洛夫，12岁；瓦迪姆.卡尔斯诺索尼什科，9岁；瓦斯亚?米库里奇，15岁；安东?纳什万金，14岁；马拉特.塔塔尔契夫，16岁；尤利娅?塔拉斯基娜，15岁；卡特娅?谢夫楚科，15岁；鲍里斯?什克尔曼科夫，16岁
    天上有一朵乌云，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样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绿色的就是黄色的，就好像有人往里面倒了颜料一样。他们说那是从花朵上落下的灰尘。奶奶要我们待在地窖里，不准出来。她自己则跪在地上，虔诚地祷告。她还教我们祈祷：祈祷！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对我们所犯下的罪孽的惩罚。当时，我哥哥8岁，我6岁。我们开始回忆自己犯下的罪过。他打碎过装覆盆子果酱的玻璃瓶，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的新衣服挂在了篱笆上，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把这件衣服藏在了壁橱里。
    士兵们坐着汽车来到我们这儿。我以为又开始打仗了。他们嘴里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语：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还拼命地
    追赶一只猫。放射量测定器只要一靠近那只猫就像一个自动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也在追猫。那个男孩倒还好，可那个女孩一直在哭。我不会把它交出去！她大声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个士兵的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我听说一那些大人说的;外婆则一直在哭;自从我出生的那年开始（1986年），我们村子里就再也没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我本不应该生下来，可是我妈妈从医院里跑了出来，躲在外婆家里。最后，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听他们说过这件事。
    我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个。
    告诉我，夫人，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妈妈生下我？我本该去哪儿？在天上飞？还是应该去另一个星球？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就从我们小镇上彻底消失了。有一段时间，地上到处都是麻雀的尸体;院子里、柏油路上。它们都是被枪射下来的，然后就被人装进放着树叶的容器里，带走了。那一年，他们不允许人们焚烧树叶，因为那些树叶有辐射，所以当时，他们把所有的树叶都埋到了地下。
    两年后，麻雀又回来了。我们高兴万分，兴奋地给对方打电话：昨天，我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又回来了。
    五月金龟子也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也许，要再过100年或1000年，它们才会回来。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我看不到它们了。
    9月1日，开学第一天，校园里看不到一朵花。花朵上有辐射。在新学年开始之初，出现在学校里的工人并不是粉刷匠;就像以往那样;而是军人。他们挖掉了鲜花，还挖掉了地上表面的泥土，并且把它们都装进了卡车后面的大拖车里。
    一年后，他们疏散了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然后填埋了整个村子。我爸爸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开车去了那里，回来后把他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我
    们。首先，他们会在地上挖一个五米深的大坑。然后，消防员会赶来，用消防水管从上至小地冲洗每一栋房子，从屋顶一直冲到地面，从而保证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不会扬起任何辐射尘埃。他们仔细地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一个地方都不放过。接着，起重机会把房子连根拔起，扔进事先挖好的大坑。从房子里掉出来的玩具娃娃、书和瓶瓶罐罐掉得到处都是。那些挖坑的工人们会跑过去把它们全都捡起来，扔进大坑。最后，他们会用沙子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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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把大坑填满，然后推平。这时，原本的一座村庄消失了，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空地。他们在那块地里撒满了玉米种子。我们的房子就躺在那片玉米地下，还有我们的学校和村委会。我种的植物以及两本邮票簿都在那里的地下。我多么希望能把它们带出来。我还曾经有一辆自行车。
    我今年12岁，我是个残疾人。每个月，邮递员都会把两张抚恤金支票送到我们家;那是给我和我爷爷的。当我们班里的女孩知道我得了血癌之后，她们就再也不敢和我同桌。她们甚至都不想碰我。
    医生们说我之所以会得病是因为我爸爸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过。我是在那以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他们来找我爸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没有听到他收拾行李的声音，我当时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己经在切尔诺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