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枪炮开火以前，照例先来个笔墨开火。在北京政府下令褫夺张敬尧的湖南督军之职，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后，吴佩孚在郑州发表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和会北方代表朱桂莘辞职以后，改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继任。所以吴佩孚指为安福系包办和会，主张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
    通电中谩骂一通，似乎天下之大，除他本人以外，无一正人君子。接着专车到保定。这天是六月十五日，第二天曹锟就电辞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便显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战机迫在眉睫，徐世昌开始感到事态严重了！他之能够在新国会中，以众望所归的姿态“荣登大宝”，所倚恃的一种人望是，只有他能约束北洋军人，使直、皖两系的裂痕获得弥补。如今不但不能弥补，而且连维持现状都不可得，裂痕扩大至不能不兵戎相见，那就无异撕破他的脸，公诸天下：你们看看，他不过倚老卖老，对北洋军人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此情着实难堪。
    因此，徐世昌亦像黎元洪当日的处境，只好寄望于耆宿与“强藩”的调停。先请王士珍出面试探，敬谢不敏；再请张作霖、李纯与曹锟进京——曹锟是争斗的一方，但徐世昌仍旧请他的用意是，要表面显出直、皖两系的为敌，不过是吴佩孚反对段祺瑞与徐树铮，将曹锟看成对段、徐并无成见的第三者，当然就有调停的资格。
    曹锟当然不肯来。李纯坐山观虎斗，亦不愿插手，只有张作霖欣然命驾。
    直系所拉拢的就是奉张。虽有同盟之约，但如今看张作霖愿任调停之责，恐怕他会改变初衷，因而曹锟左右商量，决定派吴佩孚的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迎上前去，先做说客。王承斌是直系中唯一非冀鲁出身的将领，他是辽宁兴成人，可以跟张作霖拉同乡关系。
    在滦河道上迎着了张作霖，他不但做了说客，还做了冰人，将曹锟与张作霖绾合成儿女亲家。因此，张作霖在团河跟段祺瑞见面时，语气之中，不免偏袒曹、吴。
    段祺瑞这回是对吴佩孚动了真气，又恨曹锟窝囊，竟受吴佩孚挟制，所以觉得张作霖的话很刺耳。最后忍不住又发了他的轻视高级将领的老脾气，很不耐烦地说：“你莫管我们的闲事！快出京去吧！”
    张作霖从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当时脸色铁青地告辞。段祺瑞前倨后恭，居然亲自送出大门，这是他待客很罕见的礼遇。但事后有人说：徐树铮其时正在团河，预备仿照杀陆建章的办法，以伏甲对付张作霖。而段祺瑞坚持不可，还怕徐树铮一时鲁莽，所以亲自送客出门。传述者还绘声绘影地说：“当时合肥让客人在前走，他在后面一路相送，一路伸手在背后，不断摇动，极力阻止，奉张才免于小徐的荼毒。”
    张作霖对这些话，亦是将信将疑。他觉得徐树铮虽然花样百出，但脑筋、眼光毕竟过人一等，还不至于将他看成陆建章。不过也不能因为段祺瑞这一番清谈，放弃调停之任。所以在跟徐世昌、靳云鹏长谈以后，旋即带着粗中有细、韧性极大、善于磋磨的张景惠，专车抵达保定，与曹锟、吴佩孚会议。
    保定会议，除了张作霖及随员与曹锟、吴佩孚以外，还有冯国璋系的李纯、陈光远，跟着曹锟去的张怀芝，及本来中立、因地盘受威胁而倒向直系的赵倜的代表。所以这个会的性质，实际上不过为反皖系结盟而已。
    会中做了六项决议。第一是撤换安福系所推荐的财、交、法三总长，加了一个陪笔：靳云鹏辞职。第二是撤换王揖唐的北方议和总代表，作为反对安福系包办和会的具体步骤。第三是湖南问题交和会解决。第四是凡和会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国民大会解决。召集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主张，但只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话，连吴佩孚自己都不知道代表如何产生，大会如何召集。第五是针对边防军而发的，边防、西北军、南军与各省军队同样裁减。最后，张作霖提议，恢复张勋原官——这件事原可单独办理的，加在这里是直系为了不承认段祺瑞的“马厂起义”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
    会中发言最激烈的，可想而知必是吴佩孚。他认为时局演变到如此恶劣的地步，都由于安福系把持，徐树铮跋扈所致，因此提出斩草除根的主张：解散安福系，撵走徐树铮。
    张作霖不赞成操之过急，认为不宜使段祺瑞过分难堪，更不可使徐世昌左右为难。结果做成这六项折中决议，由他二访团河，与段祺瑞去磋商调停。
    调停必然失败，是可以预见之事。段祺瑞为了张作霖的面子，并未全盘拒绝，表示可以勉强同意第一项。张作霖认为到这里他的调人的责任已经尽到，决定专车出京。徐世昌极力挽留，到七月初终于决裂。
    段祺瑞对于直系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犹可忍受。及至看到徐世昌在公府召开特别会议，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务，任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的命令，勃然大怒，认为徐世昌倒向直系，已失去北洋长老的资格，破脸破定了。
    于是皖系调兵遣将，直系布防备战。战火即将燃眉，曹汝霖特为去看一直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向他请教，一旦直皖大战，孰胜孰败？
    “边防军军械虽利，训练不足，指挥官及士官都没有作战经验，这次军队投入战场，未免过早。可以说，边防军只能服从命令，不能各自为战，更谈不到打散的小部队，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将来边防军能否打胜仗，全看是谁在那里指挥。”
    这话不妙，曹汝霖又去请教段系大将——“小段”段芝贵。
    段芝贵大言炎炎，说直系仅靠吴佩孚一师，武器陈旧，绝非敌手。劝曹汝霖放心，旗开得胜，用不到多少日子，即可解决直系。
    其时段祺瑞已在团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并各指挥一路，徐树铮在东，段芝贵在西。
    皖系的全部实力，计有边防军三个师和西北军四个旅。除边防军第二师驻济南，西北军两个旅驻洛阳、一个旅驻宣化以外，就近可动用的兵力，为边防军曲同丰的第一师，陈文运的第三师，以及西北军宋子扬一旅。徐树铮因为第三师在保定，所以将两个师都交给段芝贵指挥，自己只带一个师沿京华路攻曹锐所守的天津。这倒不是徐树铮避重就轻，怯于攻坚，将较强的对手留给段芝贵，而是因为奉军一入关，自然先驻天津附近，那时情势会弄得很复杂，非他在天津处理不可。
    出兵之前，还有个问题要解决。曹锟为直隶督军，吴佩孚为第三师师长，曹锐为直隶省长，都是现任的文武大员，何能作为讨伐的对象？
    因此，段祺瑞特由团河进京，以“管理将军府事”的资格，在将军府召开特别会议，邀请靳云鹏及阁员列席。会议席上，段祺瑞大骂曹锟“混账”，吴佩孚“混球儿”。他说当天津会议决定对南方用兵后，曹锟即乘机要挟，要扩编三个旅，要上将衔头，要经略湘鄂川赣四省，要几百万军饷，结果一事无成，如今连湖南都丢掉了。言下之意是上了曹锟的当，而且吃的是哑巴亏。
    吴佩孚以曹锟部将，而跋扈无礼，前所未见。段祺瑞说：“东海当选大总统，是国家元首，姓吴的小子，称他‘五朝元老’，这样公开讽刺，成什么体统？到大总统就任，他在通电中还称之为‘东海先生’，这不是等于不承认东海为大总统？他自己呢，以北军之将，受南军之贿，真该军法从事。”
    “受贿有据吗？”比较客观的海军总长萨镇冰问。
    “第三师回北，一路用的都是广东毫洋，这就是证据。”段祺瑞又说，“于此可见，曹仲珊克扣军饷。他在保定大兴土木，家里造一个花园，花了几十万，尽人皆知。这样祸国殃民的人，还不该讨伐？”
    段祺瑞最大的长处是清廉俭朴，所以一谈到这上头，贤愚不肖，判如黑白。大家便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了。
    于是决定由他领衔，呈文大总统，请求“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锐等三人官职”，交段祺瑞查办。
    呈文送到公府，徐世昌自然大为头痛，正召集幕府密商对策之际，不料徐树铮已劝段祺瑞将靳云鹏找了来，逼他采取行动。
    “查办曹仲珊兄弟跟那个姓吴的小子，你是赞成的啰？”
    “是！”靳云鹏毫无迟疑地回答。
    “你是不是责任内阁？”
    突然问到这话，必有深意，但仍旧不能不答一声：“是！”
    “既然是责任内阁，凡事应该采取主动。而且，东海看了咱们的呈文，也不能自己就派吴世缃拟稿查办曹、吴，还不是要交给你办公事。”段祺瑞问，“你说，是不是这样子？”
    靳云鹏这时明白他的意思了，心想，反正段祺瑞的话，他无法不听，是北洋尽人皆知之事，不如见机，不必等他开口明说，自己先办，一方面见好皖系，一方面也不愁直系不谅解。
    “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了。明天我就交阁议通过，办府稿请东海盖印。不过，曹四的劣迹，还不大显，是不是可以慢一步查办？”
    段祺瑞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行！”
    于是第二天——七月八日，阁议通过：吴佩孚免职，曹锟褫职留任。当即办好公事，由交通总长曾云霈、司法总长朱深到公府见大总统，面请盖印。
    徐世昌将府令接到手里一看，只见写的是：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撤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
    这是指吴佩孚由汉口到郑州后，曾勒兵观望多时，与当时要求撤兵，说士兵归心如箭的话，显有不符。但这也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错处。且看下文：
    “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
    “这，未免太重了吧？”徐世昌说，“罪状与罪名各不相称。”
    “是！”朱深答说，“表面看不相称，实际上还有些罪名是为了替吴师长留余地，故意不说破。”
    “是哪些罪名呢？”
    “是师长受了南方六十万毫洋的贿，此事如果见诸明令，就非交军法审判不可。阁议中也考虑到，是因为曹督军将应该转发第三师的军饷，多饱入私囊，求田问舍。吴师长迫不得已，乞食于敌，其事可恶，其情不无可原，所以从宽发落。”
    话虽如此，处置也太严了！不但夺职，还要查办。徐世昌心想：这是件办不到的事。令出不行，徒损威信。且看后半段说些什么。
    后半段写的是：
    “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部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弛。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看完将命令放下，徐世昌面色凝重，久久不语。这样的反应，也不算意外，曾、朱二人，相互看了一眼，默然等待。
    “能不能换个办法呢？”徐世昌终于开口了。
    “请大总统指示，”曾云霈说，“如何换法？”
    “劝一劝曹仲珊、吴子玉，化干戈为玉帛，岂不甚好？”
    “是！好虽好，无奈劝不听，张雨亭不是来劝过了吗？”
    “回大总统的话，”朱深接下来说，“此事关乎纪纲的整饬，请大总统不必姑息。”
    这话说得有些不中听了，不过徐世昌修养到家，仍旧很平静地说：“我倒不是姑息曹、吴，只怕他们抗命，徒伤政府威信。”
    “如果曹、吴抗命，自然以武力制裁。陆军部已经有准备了。”
    徐世昌想了一下说：“兹事体大，我要考虑，你们把公事留在这里好了。”
    朱深还要争论，曾云霈拉了他一把。于是两人鞠躬退出，回到府学胡同，向段祺瑞报告经过。
    “既然是责任内阁，大总统没有不盖印的道理。”段祺瑞问徐树铮，“你看怎么办？”
    “箭在弦上了。”徐树铮说，“反正一句话：不能师出无名。”
    段祺瑞沉吟了好一会儿，点点头说：“你们去办吧！”说完，起身入内。
    “两位辛苦了！”徐树铮问曾、朱二人，“是请回去休息呢，还是跟我一起去看热闹？”
    “不必了！”曾云霈抢着说道，“这个热闹不看也罢。”
    徐树铮笑而不答，等他们一走，随即坐车到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段芝贵，正在司令部打麻将，听说徐树铮来了，推牌而起，迎上去问道：“命令发表了？”
    “留中不发。”
    “那，”段芝贵问，“怎么办？”
    “你负责地面治安，不宜出面，只好我来做恶人。”徐树铮说，“城里有多少人？”
    “一个营、一个连。”段芝贵问，“你要人干什么？”
    “你先别管，到时候就知道了。”
    于是段芝贵调了两连人交给徐树铮。开到集灵囿，在各处路口布防戒严，很快地对公府完成了包围。徐世昌的卫队长姓刘，官拜少将，得报赶来一看，是徐树铮亲自带队，气便馁了。
    “来得正好！”徐树铮说，“请你告诉吴秘书长，转呈大总统，今天曾总长跟朱总长送去的命令，请大总统盖印发布。琉璃河方面，我硬压在那里，如果今天半夜十二点钟，命令不下来，琉璃河马上开火，这就是等于大总统向第三师开了第一枪。”
    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徐世昌，自然是一种歪理。但徐世昌却非有这么一种歪理不能下场。所以徐树铮实在是为徐世昌找个借口。公府秘书长吴笈孙，自能默喻，劝徐世昌盖了印，打电话给靳云鹏来取公事。包围公府的两连人，也就悄然撤走了。
    曹、吴免职的命令一公布，不料斜刺里杀出一个程咬金，张作霖大为不平，打了个电报给段祺瑞，一开头就说：“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佥壬，朋比为奸，荧惑聪听，不惜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这“二三佥壬”，不言可知，指的是徐树铮、段芝贵。最后有段话，相当严重。张作霖说：
    “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其种种阴谋，已披露于全国。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产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
    所谓“百计害我”辽、吉、黑三省，指的是：第一，西原借款中有一笔以吉、黑两省国有森林为担保，认为是徐树铮的主意；第二，怂恿奉军出兵至湖南；第三，假借接济奉军军饷的名义，私下领了两百多万元，用作组织安福系国会；第四，徐树铮以一旅之师，威吓外蒙，眼前虽迫得外蒙撤销自治，但感情已伤，迟早会激起事故，外蒙如果举兵，首当其冲的就是东三省。
    这多少是对徐树铮的欲加之罪，但张作霖跟曹锟新结了儿女亲家，其势亦不得不为直系声援。而且亦不能光是口惠，在电报发出后，随即指派张景惠，带领第二十七、二十八师入关，驻天津附近，准备助战。
    其时直系已针对皖系的攻势，展开部署，在天津设立大本营，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西两路都归吴佩孚指挥，在高碑店设立司令部；东路则由曹锟负责，沿京津线布防。
    在后方，皖系除命令边防军第二师由山东攻德州以外，长江上游还有吴光新手握重兵，以及张敬尧的残余，可由京汉路进扰直军后路。因此曹锟电令驻湖南常德的冯玉祥退入湖北，加以阻挡。
    其时双方在直隶的实力，直系以吴佩孚的第三师为主力，下辖三个混成旅。自吴佩孚到保定后，又扩编三个旅，其中曹锐的第四混成旅，直属曹锟。此外又有新编第一、二、三旅的番号。名义上九个旅，实际上至多七个旅。
    皖系可动用的军队，共有三个师、两个旅，除边防军第一师、第三师外，还有直属于陆军的第十五师。徐树铮把这三个师都交给了段芝贵，自己只带三个旅攻东路。
    七月十四日，东西两路战争，同时在杨村、琉璃河一线上爆发。东路直军，由曹锐以苏榆镇守使名义指挥，一开火就败退下来。徐树铮不知使了个什么手腕，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出面干涉，不准曹锐的部队在杨村逗留，只好再往南退到北仓。皖军乘胜追击，在北仓成了相持之势——这倒不是徐树铮无力进攻，而是在等待一批装备——警察的制服、警棍之类，预备将边防军化装成警察。因为预料曹锐会遁入租界，只有以警察的身份，才能进租界去活捉直系将领。
    西路却打了很怪的一场仗。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部直辖第十五师师长刘询，都是日本士官出身，与徐树铮先后同学，进击之时外号“曲辫子”的曲同丰与刘询在西，陈文运在东，由琉璃河齐头推进，过了涿县到达松林店东至牛驼镇一线。松林店是京汉路涿县与高碑店之间的一站，再往南便是吴佩孚“讨贼军”司令部所在地的高碑店。以约三师之众，加上新式武器，如果一举南攻，吴佩孚所吹的法螺：“亲率三军，直指北京，驱老段、诛小徐”，立刻就不响了。
    不道段芝贵将总指挥部设在火车上，驻扎长辛店，以麻将消暑，下令前敌三师在松林店掘壕固守。壕沟掘成，大雨倾盆，边防军的训练还算不错，士兵都在壕中让雨浸至腰际，坚守不动。派出去的斥候，不断报告：吴佩孚在大雨中用挂在树上的军用电话，在向天津、保定求援。又说乒乒乓乓的响声，不过是吴佩孚派人在美孚牌火油箱中放爆竹而已。这种械弹两缺的情况，报到长辛店“定国军前敌总指挥部”，段芝贵无所行动。反倒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监”，他的秘书长梁鸿志拼命催段芝贵开车南下，到前线亲自指挥进攻。可是，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说：“少安毋躁，直军快不战而溃了。”
    其时直军的情势，确是相当危险，东路已败，西路难支，而后路又感威胁——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已挥军北上，攻德州以拊直军之背。因此，在保定的曹锟，度日如年，唯有连连急电，催奉军火速支援。
    到得第四天，奉军由张景惠率领，自天津西行，到达保定。曹锟派了他的“四省经略使总参谋长”潘榘楹，出城迎接，事先早在东门搭了大敞篷，预备了大批卤牛肉、酱菜、白面馒头、小米稀饭，让奉军吃得一饱。潘榘楹向张景惠提出要求，说情况实在紧急异常，能不能立刻派一部分队伍，即时北援第三师？
    张景惠毫不迟疑地同意，将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全数派出。京汉路由保定经徐水、定兴到高碑店，不过一百多里路，专车不过两个多钟头，即已到达。
    此时吴佩孚已由曹锟的电话中，得知援军在途，当机立断，定下一个奇袭的计划。等救兵一到，请客军代守高碑店，第三师倾巢而出。吴佩孚亲自领兵，由西面绕道，侧攻松林店皖军阵地。
    边防军第一师仓皇应战，阵脚大乱，结果旅长范尚品阵亡，师长曲同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部旅长张国溶、齐宝善弃械投降。吴佩孚乘胜进击，占领涿州，渡过琉璃河，自良乡直迫长辛店。
    段芝贵还在火车上打牌，根本不知有兵败之事。直到枪炮声近，方始发觉，好在火车始终保持升火待发的状态，司机只要启动气阀，便能开动。不过火车头本来在南预备前进的，此时只好开倒车将段芝贵推回北京。
    松林店一垮，牵动东面边防军第三师的阵地。直军萧耀南、彭寿莘两旅，听说吴佩孚奇袭成功，立即亦发动攻势，陈文运所部，接战即溃，退守固安。
    这一来可影响到东路。徐树铮的“化军为警”的部署，刚刚完成，正待长驱南下，直取津沽，突闻西路有变，不但不敢深入，而且为防曹锐反扑，不得不赶紧后撤到廊坊，与西面固安的陈文运师，成掎角之势，互相呼应。
    安顿略定，徐树铮赶到团河，只见段芝贵在段祺瑞面前长跪不起，而且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一下骂一声：“我该死！我该死！”
    “是我该死。”段祺瑞问徐树铮，“你知道不知道武昌的消息？”
    “不知道。”
    “吴植堂让王子春扣起来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徐树铮大吃一惊。
    原来吴光新是徐树铮主谋，为段祺瑞对付长江三督的一着狠棋。“长江三督”之上，还有个“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上已含有监督控制的意味；加以手握二十万重兵，运用得法，足以镇慑三督。无奈段祺瑞能用人，却不识人，除了与徐树铮的遇合，出于机缘以外，凡是段祺瑞所重用的人，不是像靳云鹏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便是像段芝贵、傅良佐之流的饭桶。吴光新亦不例外，而且在饭桶中还应列为大号——他跟张敬尧的残部合流，打算取王占元而代之，却不想一想王占元最忌大军临境，哪怕是信得过的友军将领，送路费、请吃饭礼数周到，但部队必得安置在远处。设宴相请时，连指挥刀都要请客人暂时解除。像这样防范严密，而他又是早为王占元所忌的人，居然会去赴王占元的宴会。刚刚入席，伏甲便已四起，吴光新当场被扣，张敬尧见机，未曾入网。
    徐树铮长叹一声，知道完了。东西两路失利，还不要紧。他的盘算是，马良攻入德州，必能延缓直军的攻势，而吴光新在湖北驱王成功，直军必然退保后路，那时东西两路发动反攻，第二师自德州北上夹击，吴光新在湖北遥为声援，皖军的声势，一下子就会重振。如今吴光新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皖系大势去了！
    “现在只有办善后了。”徐树铮说，“芝公在团河不是办法，请马上回京。”
    段祺瑞无奈，坐上汽车直驶京城，引咎自劾，还发了一个通电说：
    “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整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令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这个通电一发表，前线战事，完全停止，首尾不过五天，胜负已经大定，各地皖军，一齐瓦解，不是溃散，便是投降。新式犀利武器，为直、奉两军所瓜分，这是段祺瑞最痛心的事。
    但是最大的刺激来自徐世昌，看到段祺瑞自劾的辞呈，笑笑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派田文烈、曹汝霖两人将辞呈退回。段祺瑞抚今追昔，惭愤交加，一时想不开，从办公桌抽斗中，取出一管手枪，对准太阳穴扣了扳机。
    扳机是扣了，人却无恙。原来段祺瑞的继室，自幼丧父，为袁世凯所抚养，为袁克文兄弟呼为“段大姐”的张夫人，对丈夫的性情摸得极透，知道他为兵败，或不免有此一着，早就悄悄嘱咐小马弁，将手枪中的子弹卸去。如今果然是防备到了。
    虽是空枪，亦有响声。副官马弁，闻声而至。正好曹汝霖、曾云霈联袂来访，苦苦相劝，段祺瑞只得强打精神，料理善后。
    第一步当然休战罢兵。其时直军与奉军已直入京师，一驻南苑，一驻北苑，军官们都佩着闪闪发光的新手枪，耀武扬威，得意非凡。直军主将吴佩孚的气焰，更是不可一世，领衔发电，提出罢兵六项条件：第一，边防军督办官制取消；第二，西北筹边使官制取消，西北军解散；第三，将段祺瑞安置在汤山，如何处置，听国民公决；第四，徐树铮、曾云霈、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拿交法庭审办；第五，国会休会；第六，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及安福系议员，逐出国会，永褫公权。
    于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揖唐，以及参加内阁的曾、李、朱三阁员都垮了。段芝贵的京畿卫戍司令，换了直系的王怀庆。京城里的“当方土地”，警察总监吴炳湘，因为与徐树铮过分接近的缘故，一顶纱帽，亦竟不保。
    当然，性命亦可能不保的是这次战争的“祸首”。段祺瑞倒不要紧，有徐世昌挡在前面，复有重新为曹锟、张作霖所支持，而复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假惺惺地苦苦求情，曹、张不为已甚，吴佩孚亦不敢擅作主张派兵拘捕。但徐树铮等人，看起来很难幸免，因为早在吴佩孚刚提六项条件时，已有一张名单交吴炳湘密饬严拿。
    名单是由靳云鹏拟就，送交吴佩孚提出。原来的名单上，一共十一个人，徐树铮为首，接下来是段芝贵、曾云霈、李思浩、朱深，再有就是段芝贵的秘书长梁鸿志、大理院院长姚震、交通部次长姚国桢与京绥铁路局局长丁士源。后两个人之被列入祸首，是因为他们曾经出动了小飞机侦察战场之故。此外还有王郅隆与曹汝霖。
    名单先送给徐世昌看，他将曹汝霖的名字，一笔勾掉。“曹润田到团河两次，劝芝泉相忍为国。”他说了句公道话，“凭什么把他列入名单。”
    因此，“祸首”只得十个人。徐树铮与段芝贵，早就避入六国饭店；李思浩躲在华俄道胜银行。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通饬本国侨民，不得容留避难华人，因此英美资本的六国饭店，要求徐树铮、段芝贵即日迁出。
    这难不倒徐树铮。六国饭店本是他暂时歇脚、观望风色之处。既然情况不妙，他便照他预定的步骤行事，首先是跟吴炳湘取得联络。吴炳湘告诉他说，缉拿的名单是有了，他以未奉政府正式命令为托词，将那张名单压在那里。不过，他的后任，一直跟冯国璋当军法处长的段鸿寿，即将接事，所以名单最多只能压两天。他已经派人秘密通知朱深、姚震等人，赶紧躲开。接着又问徐树铮作何打算？
    “我预备去找建川。本不想托庇在日本公使馆，此刻事出无奈，不得不尔。镜潭，请你赶快通知李赞侯——”
    “赞侯在华俄道胜银行。”吴炳湘打断他的话说。
    “那好。段香岩、李赞侯、我，有三个人在这里了。其余七位，请你分头通知，赶紧到日本公使馆集中。”
    “我马上办。不过，有把握吗？”
    此是指向日本公使馆求庇护而言，徐树铮想了一下说：“请你打个电话给曹润田，托他再跟小幡公使提一声，就更妥当了。”
    接着，徐树铮便到日本公使馆去看他们的陆军武官建川中佐，提出政治庇护的要求。建川跟公使小幡商量，决定接受要求，将他们安置在日本兵营。
    当天晚上，安福“十祸首”都到齐了。建川在兵营中的“酒保”设宴欢迎，居然还有营妓侑觞，苦中作乐，梁鸿志还作了好几首诗。
    到得归寝，除了徐树铮、丁士源仿佛回到士官学校，对于通铺的“榻榻米”，以及掘一条壕沟，上架木板便是厕所的日本军营设备，反有亲切感以外，其余的人都大感不便。尤其是王郅隆，出身天津长芦盐商，起居虽不如扬州盐商的豪奢，却也是养尊处优，从未吃过一天苦。这一夜天气又热，厕所中的臭气，格外厉害，熏得他辗转反侧，通宵失眠。
    到得破晓凉爽，睡意初来侵袭时，号音突起，日本兵起床，难免骚动。接着，不同的号音，此起彼落，只听丁士源在说：“俄国兵起床了；美国兵起床了；法国兵起床了——”
    “不行！”王郅隆蹶然而起，“得想办法。问槎兄，你看我们得在这里待多少日子？”
    “那可说不定。靳翼青吃里扒外，处处跟咱们为难，说不定要待个一年半载。”
    “既然如此，我有个久长之计，你看行不行？”
    “你要作久长之计？”丁士源愣了一下，然后连连点头，“好！好！你说来听听，看是什么办法？”
    “这里本来是肃王府，八国联军进京，烧光了，空地应该很多。”王郅隆说，“请你跟又铮商量，怎么能让他们拨一块地出来。我来盖他几幢房子，大家分着住。到有一天咱们能回家了，这些房子无条件奉送。这不损他们的主权，应该办得到吧？”
    “你这个主意好极了！”丁士源大为高兴，“我马上去跟又铮商量。”
    丁、徐二人去找建川交涉。结果令人满意，建川认为房子不必新盖，营中余屋甚多，挑僻远之处，装修几幢，岂不省事。
    于是王郅隆一个电话把他家的管事找了来，即日动工，在日本兵营中兴起土木。建川建议，不妨将各人的眷属都接了来，又格外关照，千万不要离开日本兵营，因为靳内阁对缉拿“祸首”一事，非常认真，通衢闹市，前门车站，都挂着他们十个人的放大照片。
    “靳翼青这小子！”段芝贵骂道，“我不出去便罢，有一天能出去了非跟他算账不可。这小子，太不够朋友了！”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徐树铮倒是心平气和，“他连合肥的旧恩都不念，你还想他拿你当朋友？”
    “对了！”李思浩突然想起，“有件事，我早就想问了，说靳翼青是孝子，有这话没有？”
    “他如果是孝子，就不会对合肥这样子不忠不义。”段芝贵说，“话是这么来的。当初靳翼青投在小站当一等兵，有一天——”
    有一天是假期，段祺瑞巡视各营，发现大家都出去逛了，只有靳云鹏一个人在营里读书练字，就问他的姓名、阶级、家世。靳云鹏说母老家贫，还有一个弟弟靳云鹗在读小学，每月微薄的饷银实在不够用，所以趁假日用功，希望考入“随营学堂”，毕业以后，即可升为下士，让老母亲的日子可以过得稍微宽裕些。
    段祺瑞很嘉许他肯上进，便将他补入“随营学堂”读书。靳云鹏又要求将他的胞弟补为一等兵，段祺瑞也允许了，而且亦准参加“随营学堂”。
    及至兄弟双双毕业，补为下士，步步高升，不久由哨官升至统带。宣统年间，记名提督。入民国后，仍旧是由段祺瑞一手提拔。靳云鹗之得任师长，亦是段祺瑞的力量，靳氏一门，真个是受恩深重。
    “我就不明白，既然大家都为合肥办事，说起来就是自己人，靳总理怎么会投向直、奉，跟自己人过不去？”姚国桢又说，“还有，靳总理口口声声称合肥为‘老师’，合肥不会把他找了去，替我们说个情，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姚国桢虽是安徽人，但跟段祺瑞的渊源不深，所以对皖系的内幕，不甚了解，无法想象靳云鹏为了跟徐树铮争权，积怨甚深，因而视安福系亦如仇敌。这些话，碍着徐树铮不便明言，不过另一个疑问，却不妨为他解答。
    “合肥是宁折不弯的性情。”曾云霈说，“要他向靳翼青去讨情，宁死也不肯的。”
    “照这样说，撤销通缉令，就是件很渺茫的事了！”
    “不但这件事渺茫，”段芝贵提出警告，“靳翼青为人阴险，还要防他别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