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称“交通中西，功比张骞”的裴世矩，李曜一直怀有敬仰之心。
    当年，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为实现自己开拓西北、吞服西域的宏伟战略，命令时任吏部侍郎的裴世矩前往河西巡视。
    裴世矩通过广泛的民间调查，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域诸国资料，并编撰成西域图记进献给朝廷。
    回京后，裴世矩向隋炀帝详细列数河湟、西域的风土人情和山川物产，同时提议征服吐谷浑，消除这个威胁河西走廊安全的最大隐患。
    隋炀帝深以为然，遂拜裴世矩为民部尚书，致力于重新打通长安往来西域的丝绸之路。
    此后，裴世矩运用他精准娴熟的政治谋略，先是引导西域蕃邦归附隋朝，随后游服铁勒诸部攻打吐谷浑，宇文述率领的隋朝大军乘势西征，一举攻占吐谷浑原有全部领土。
    再之后，裴世矩又施展离间计，促使西突厥射匮可汗与n厥处罗可汗矛盾激化，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惨烈厮杀，长年的内耗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实力，甚至对未来唐朝灭亡东、西两部突厥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
    裴世矩不仅会做治世之能臣，同时还有着一个不太光彩的佞臣名声。
    他明知隋炀帝好大喜功劳会动摇国本，却不顾劳民伤财，仍然曲意逢迎，投其所好，出了许多令士族庶民都恨之入骨的馊主意。
    以致于李曜还没来得及再次开口辩论，素与裴世矩有过结的尚书左仆射萧瑀就忍不住接口道“夫京师者，为四方之腹心，诸夏之本根，关中乃四塞之地，左崤函，右陇蜀，襟冯太华、终南，背负清渭、浊泾，水环绕，沃野千里，遂成秦、汉帝业之基，而樊邓为中原四战之地，太平盛世为京，倒也无虞，可裴詹事别忘了五胡乱华，倘若将来国衰兵弱之时，夷狄趁机发兵南牧，如之奈何？”
    萧瑀历经两朝，六任宰相，为唐朝出谋划策，建树颇丰，而他这一番言论，正好指向了迁都樊邓的致命隐患，考虑得不可谓不长远。
    裴世矩其实心里并不认可迁都论，他抛出新京以朱圉、上洛为险一说，就是为了掩盖樊邓严重的自然地理缺陷，被老对头萧瑀无情戳破之后，反倒暗暗松了一口气，只当尽了自己太子属臣的本份，遂选择保持沉默不再争辩。
    李渊扫了一眼在座几人，郑重地说道“结合明昭和萧卿的说法，迁都樊邓最大的弊病乃是缺乏山河之固，难以守卫，而关中根本安固已久，朕觉得颇有道理，迁都事关国运，众卿若有异议，尽管直述己见，若是无异议，迁都之事就此作罢。”
    话音刚落，侍中陈叔达便开口说道“秦汉之所以立都关中，因以黄河环绕为池，临不测之渊，群山为方屏障，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天下之脊，中原龙首，可此一时彼一时，本朝初兴之时，萧关西北之地，已多为突厥所踞，自横山以北，又被反王梁师都占去，如今关中门户大开，突厥一旦攻破原州，江山社稷则有累卵之危。
    此外，关中地域狭人口与日剧增，耕地却早已开垦殆尽，昔前朝开皇年间，粟米尚可自给自足，至大兴初年，关中所出粮产已不足备水旱赈济之用，隋炀帝遂营东都洛阳，征民夫二百万，大兴土木，转漕东南之粟，沿岸渐次设仓，才稍缓关中就食之急，然蜀道艰险，接济有限，漕运耗费极大，自江淮过汴州、洛阳以达于长安，舟行长达数千里，风涛覆溺者难以计算，今岁漕粮数倍，犹不能支。”
    当年汉武以关中一地，即可养兵马十数万驱匈奴，而今大唐必须集天下之物力才能维持关中兵事民生的正常运转，李渊听了不禁耸然动容道“陈卿所言，俱是事实啊！”
    随即，他又发现陈叔达似乎还未讲完话，忙干笑了一下“陈卿请继续。”
    陈叔达点头道“不瞒陛下，臣长于河南义阳，少时曾游遍中原，以臣来看，樊邓之地连通南北，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为天下中心，而在战略上，樊邓居中御远，退可守巴蜀，进可攻河洛，至于萧公的担忧，臣以为着实有些多虑，强国之本，并非决于都城之地形险要，而是在于国力与兵力，樊邓东去江淮数百里之间，人少地多，有利于移民的安置，而江淮岁产粮米百万石，可屯重兵不下五十万，此乃臣以兵为险安天下之策也。”
    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记录完陈叔达的话，立刻搁下手中的毛笔，抚掌赞叹道“陈公今日所言，以兵为险安天下，堪为旷古绝伦啊！”
    “舍人谬赞。”
    陈叔达向令狐德棻淡淡一笑，抬手轻捋微髯，再加上他继承自南陈宣帝陈顼的俊美容貌，颇有江左周郎妙计安天下的既视感。
    此间在座公卿皆为学识非凡的人物，尤以十岁便能援笔成章的陈叔达最为惊才绝艳，每次议事，言语明畅，字字珠玑，句句精华，常令闻者为之倾倒。
    只不过，李曜丝毫没有被陈叔达这番犀利的言论所折服，心中反而生出一种沉重的历史荒谬感。
    纵观中国封建时代，建都中原，以兵为险的朝代，只有一个，那便是北宋。
    北宋建都汴梁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发现了中原地理造成的隐患，于是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缔造一支数量庞大的禁军来卫护京师的安全。
    可是“冗兵”的弊病又冒了出来，赵匡胤为此感到非常头疼，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打算迁都关中，却因赵光义政治集团的一致反对和消极怠工而未能实现夙愿。
    为此，英雄迟暮的赵匡胤无奈地发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精准预言。
    而他的继位者赵光义，在军事上屡遭惨败之后，既害怕北方强大的契丹，又眷恋汴梁富庶便利的地缘条件，妄想以兵为险，进一步扩大禁军规模，导致北宋陷入“积贫积弱”的窘境，并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凄惨方式而灭亡。
    李渊看向身边正在沉思的李曜，问道“明昭可是认为陈卿说得不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