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倒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经费，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纯”文学，倒去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艺体制接受。他会被同行疑惑，被文艺爱好者拒绝，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尽的敷衍。
    现代体制所要求的文化生产，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而且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定制了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学者不需要关注感觉，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其郁闷、欣喜、愤怒、感动一类日常情绪反应，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却不宜在学术过程被问题化和课题化，只能被视为治学生涯的危险干扰，必须全力排除。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自足的文学乐园，才艺的高下充其量只体现于通晓或奇诡的手法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权利厌学、无知、浅见、弱智以及胡言乱语的人，专业经营小感觉和小趣味。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迫而重大的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
    这是一种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操一嘴理论腔或者操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小说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术化，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关人力培训也更有效率。同时，专业化写作并不强求专业化阅读，读者们完全可以上午读理论，下午读文学，一天之内频繁跑场与换道，采用杂食性精神菜单，在各种特色产品中博采众家然后自融一炉。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人文兴盛，就呈现这样一种百体俱兴、百体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们毫无理由对文体分隔过于担心，而且足以对这一趋势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问题在于，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智性与感性的有机互动关系被割裂。人们或是认为理性比感性更“高级”，从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以及列宁那里继承对感觉的怀疑；或是认为感性比理性更“本质”，从尼采的“酒神”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那里继承对理智的蔑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光是一种文体，它构成了学者们获得感觉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理论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偶得一些漂亮的文学化修辞——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太难。文学也不光是一种文体了，它同样构成了作家们获得理智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文学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搬弄几个深奥的理论化辞藻——做到这一点同样不是太难。
    人类的理智与感觉终于被不同文体分头管理，被学者与作家分头管理。而管理者们在日益职业化与技术化的竞争压力之下，画地为牢，自我囚禁，单性繁殖，自我复制，直至陷入精神枯竭和绝育的境地。他们心智空空却自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言词滔滔却总是对当下重大的精神逼问视而不见或者避实就虚。他们使出版物汗牛充栋，但人们仍是阅读的饥民，常常在书店里翻了半天，不知道有哪一本可读。
    阅读的饥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对文本中的理性与感觉一并失望。
    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的社会里，文化过剩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缺位。以前是“文学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文学并且高于文学了。以前是“理论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理论并且高于理论了。从表面上看，文化营销轰轰烈烈五彩缤纷，但世界历史和现实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的解释系统力不从心，越来越不能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焦虑接轨。倒是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摸爬滚打过的普通人，总是有书本之外太多惊人的故事和太多奇妙的想法，为文人墨客们闻所未闻。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文士们的忙碌表示疑惑。理科学子也有足够的理由瞧不起文科弟兄的几句酸腔——这种高等院校内外的普遍现象，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样一个文明高峰的现代社会里倒是邪教迭出。特别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以后，原教旨极端宗教主义、原教旨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帝国主义以及原教旨等级主义……以各种准邪教的方式卷土重来，在很多地方一呼百应大获人心。这些思潮基本上用不着理论和文学，却使理论与文学无法招架一触即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潮都具有精神分裂的特点：或是理智到教条主义的程度，强词夺理，冷血无情；或是感觉到享乐主义的程度，声色犬马，纵欲无羁。很多人就是这样缺乏完整人格，其偏执、自闭、僵固以及欲罢不能是常有症状。问题是：知识界对此是否毫无责任？那些泡沫化的理论和泡沫化的文学，是不是促成了这一场精神危机？那种人类理智与感觉被分隔管理以后的双双失血，双双无根，双双恶变，是不是终于面临着精神分裂以后的如期反应？
    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说：“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见《惶然录》）
    “疯人院”的最大心理特征就是感觉与理智失衡，是感觉脱离理智的控制，或者理智缺乏感觉的支撑。因此，现代社会的修复，不能不从人的心智修复开始。在这里，对文体的关注，也许是我们必要的基础性作业之一。我们当然不必要也不应该统统投入跨文体和多文体的写作，不必要也不应该接受对任何形式的迷信。但我们至少应该心脑并用，通情同时达理。“通情”的理论就是富有经验感觉积蕴的理论，哪怕最为枯燥的思辨推理中也伏有情感的脉跳。“达理”的文学就是富有思想智慧积蕴的文学，哪怕最为冲动的诗情画意中里隐有思想的重力。很自然，我们还应该对文体分隔壁垒抱有必要的反思与警觉，对某些“非典型写作”援以宽容。这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这只是无法禁锢的心灵自由，让我们自己在写作之前，首先成为一个精神健全的常人，像常人一样来感知与言说这个眼前的世界。
    2003年3月
    *最初发表于2003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文学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