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就在见绣去世后不久，日军的清查越来越严密，有好几次进教堂来搜查时，她们都险些被发现。见宛吃不得苦，私底下偷了好几回古董去当铺换钱。她太急切，以至于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有次险些被人直接跟踪到教堂来。
    为了躲开城里日益严密的搜查，也为了不牵连教堂的修女和孩子们，她乔装改扮后，带着见宛来到了郊外的这家道观避难。她闲不下去，索性乔装成男人，帮忙做些零工挣点钱勉强糊口，有时还要过来接济一下见宛。
    见宛是很想跑的，可是她不敢出门打听状况，只好躲在道观里浑浑噩噩地度日。至于温见宁，她并没有说自己是如何想的，只说是吃都吃不饱饭，也攒不够船票钱，更没有可靠的人帮忙打探消息，不敢贸然犯险，于是只好这样日复一日地蹉跎下去。
    冯翊听她说到这里，就沉默着拉起了温见宁的手。
    过去，温见宁的手纤细白皙，只有右手中指附近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茧子，一看就是双舞文弄墨的手，可如今她的双手粗糙不堪，连掌心都生了厚厚一层茧子，指节红肿粗.大还有些变形，甚至还有冬天冻疮留下的痕迹。
    冯翊把印章放在她的掌心，轻轻合上：“把它收好了，可别再弄丢了。”
    温见宁看到这印章，一时心绪复杂，过了好半天才跟他讲起当初的情况。
    她身边带的钱早已用光了，就连随身携带的钢笔都典当出去换钱。到最后，身边只剩下周应煌当日送她的那支勃朗宁手枪和冯翊亲手为她刻的那方印章。
    枪她不敢藏在身上，找了个地方埋了起来。至于印章，温见宁怕弄丢了，特意用红绳穿了，挂在脖颈上，却不曾想被见宛看到，又打起了印章的主意。
    她虽认不出印章用的是什么料子，但她觉得至少也该是个值钱物件，趁温见宁睡觉没知觉时，偷偷用剪断了绳子，拿去当铺里换了很少的钱。
    等温见宁发现要去赎回时，对方却开出了一个她无力承担的价格，她只能死心。回来后，姐妹二人自然为此大吵一架，过后温见宁便减少了来找她的次数。
    偶尔再来时，两人也免不了要再次争吵。
    冯翊听了却只道：“不过一块石头罢了，哪里有贵物贱人的道理。若是能换些钱，能让你填饱肚子，也是值得的。我不会怪你丢了它，只怕它反而牵绊了你。”
    温见宁听后，只是低头伸手抱住了他：“好了，我们不说这个。”
    他们既已重逢，接下来要考虑的事就只剩下如何离开港岛了。
    第一百四十五章
    说到这里，温见宁连忙跟冯翊打听起昆明那些旧友们的状况。
    据冯翊说，冯莘至今仍在学校工作，不过已和她那位高材生男友喜结连理；阮问筠去了当地一家报社做了编辑，在冯翊再次离开昆明前，把圆通寺的宅子托给她帮忙打理；文先生等几位师长身体还算康健，只是总是不免为了学生们跟当局对抗；唯一令人黯然的是张同慧，去年不知从何时起，她突然跟阮问筠她们断了书信往来，再无音讯。
    冯翊顿了顿，才开口道：“见宁，恐怕昆明我们是回不去了。”
    温见宁这才知道，她离开这两年多里，昆明的情势慢慢再次恶化。
    早在温见宁她们毕业的那年，当局对各大高校的言论控制就开始收紧。壁报事件后，一些进步学生要么消失，要么将宣传工作转入地下，一时无人再敢谈及时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心里的怨气和不满会消失，相反地，所有人对当局的积怨越来越深，只是在高压的政策下，只能隐忍不发。直至港岛保卫战爆发后，这种怨气才瞬间如野火燎原般席卷了整个昆明。
    说起来这件事还要追溯到当日温见宁送二叔公、冯苓他们上的那辆飞机。那时由于座位有限，逃难的人太多，真正能登上飞机的人少之又少，就连温见宁她们也只能被留下。据说当日有位联大教授及家眷恰好也在机场，不料却被孔家某位小姐的老妈子和洋狗占了座位，最后无法登上飞机，只能和她们一样被滞留在港岛。
    那位教授是中文系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还曾教过温见宁她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极高的声誉。《大公报》的主笔当日听说此事后，为这孔家的空中飞狗写了篇文章，讽刺当局轻贱人命，一个著名学者连区区一条洋狗都比不上。
    这篇檄文一出，顿时点燃了联大师生们的情绪。无数人愤怒地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要求当局给出一个说法。尽管也有些人试图为此分辩，可大家群情激奋，反而只会更加气愤。
    温见宁听了只是淡淡道：“就算没有空中飞狗，也总有空中飞人，当局这次吃的亏不冤。”
    她没能出口的是，无论哪里战乱，真正能跑出去的人只有非富即贵那么几个，更多普通人的性命犹如草芥，死不足惜。可她也知道，自己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当日她是借了冯家的势才能把二叔公送上那架飞机的，若她自己不是受过多年良好的教育、侥幸写过几篇文章，只怕之前那次救援活动，也不会那么快就找到她。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局能把每一个普通百姓的性命都放在心上时，他们的国家才算真正站起来了吧。只可惜她有生之年，也不知能不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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