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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生一遇》 那只是一间分租的厢房,在一栋新式里弄房子的三楼。他请她进来坐,为她沏了一杯很普通的草青,叶片很大,也不是那种嫩嫩的新绿,闻起来却很香。她双手捧着茶杯,坐在房间里唯一张沙发椅上,好像这四月的天气很冷似的,身体始终是僵的,没头没尾的把关于自己的所有都对他说了,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才过去的那场无声无息的大战。叫她欣慰的是,他脸上没有惊讶没有鄙夷,也没有试图安慰她什么。
等到要说得都说完了,她总算放松了一点,环顾四周,对他说:“第一次看见你住的地方。”
“怎么样?”他问,带着温和的笑。
“没我想的那么坏。”她回答,试图对他笑,眼泪却落下来了。她几乎不记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有时候她也会装装样子,但都是没有眼泪的。他给她一块手帕,自己又回到窗边的写字台前面去做事。
白色,有藏蓝色的饰边,半旧的,却也很干净,柔软的织物的印象就那样落在她心里了。
65上海往事6
至少在那个时候,江雅言真的相信,她可以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所有错的和不好的都已经过去了,而他愿意包容。
随后到来的那个秋天和冬天过得很平静,对于江雅言来说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股份现钞,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要了,外滩那间女装店,她再也没有再去过。从王亦尧的房子里搬出来之后,她与人合租了一间小公寓。雪城给了她一些钱应付生活上的开销,很快她就找了几份零碎工作,所得的收入供她一个过过日子还算可以。
那些工作中,有一些其实是她早就在做的,比如给女性杂志写些东西,间或有一两张小照登在插页或者封底,偶尔也替人做些口译笔译。不同的只是从前她并不在意这些小钱,只当是种消遣来做,如今却要靠这些进项养活自己了。
闲下来的时候,她与雪城经常见面,两人却并没有点破那一层关系,更没有过什么越距的地方,休息日出去走走不是带着兆堃,就是和她的朋友一道。他们都是一个人过生活,要做什么都凭自己,却不约而同的退守到这样一种不咸不淡的状态,是尊重,是为了与旁人不同,又仿佛是天长日久的深厚。
就连雪城借给她的钱,她也一分不差的还了,另外还附了谢礼。那是一把乌木骨的扇子,一尺十三方,扇面上是吴待秋题写的一首诗——王维的《青溪》。那时的吴待秋正与颜文辆、张大千一起筹建上海美术馆,她也在其中做了些琐碎的工作,报酬菲薄,却也算认识了一些人。
那段日子,与她同住的是一个三十出头未曾结婚的女人,在大学教书,信新教,戴眼镜,四季的穿着都简单朴素,房间里的挂的画是月份牌上裁下来的印刷品,就连读的书也大多是从学校图书借来的。一开始,这种生活对江雅言来说多少有些吸引力。日子久了,新鲜劲儿过去了,这一双旧鞋一袭布衣一把油布伞的生活渐渐露出粗鄙瑟缩的面目。
战争结束之后,纷争与动荡一直都未曾真正过去,在这种大环境下,这个城市的黄金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玲珑》杂志自三七年停刊之后,再也没有哪一本本土出版的女性刊物畅销到那个程度,要靠写字吃饭自然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还是那些个闲情逸致的文字。之所以有人找江雅言约稿,看重的还是她曾经的名媛身份,她不愿在那些人面前露了怯,却又力不从心。
对于过去的生活,她并无留恋,哪怕是那些令人艳羡的众星捧月的时刻,却也不愿永远就这样过下去。当时,战后短暂的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时局日渐动荡,越来越多的人辞别故土,去欧洲美国,或者近一些的南洋小国。江雅言也动了这样的念头,她对雪城说想离开上海,目的地或许是伦敦,或许是巴黎,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无论过的如何,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于是,离开上海,仿佛幻化出一些不甚真实的象征意义,成了一种期盼,就好像只要走了,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江雅言心里这些微的变化,雪城都是知道的。他了解她的为人,如果她决定了要走,就肯定是会走的,不管过程如何艰难,结果是好或是坏。而他自己却截然不同的,他是很早就懂了生活艰辛的人,想事情总难免更加现实几分。他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倚靠的那一点手艺能否在异国他乡得到承认,是谁都没办法打保票的,而仅靠他手上的那点积蓄,又是很难在那里立稳脚跟。
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只是他不能,也不愿做那样的事。早在战前,他便是绅士商店的骨干,两位老板相继过身之后,店里的经营更是他在一力承担。一些生意上往来的人经常与他玩笑,说他才是真正当家的人,但“方氏父子”这块招牌却始终都没有变过,他还是伙计,曾经的东家是Gordon和方老板,现如今则是方兆堃。生意或者是金钱上的事,兆堃既不看重,也不太懂。若雪城有心,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从小这个泱泱都市独自闯荡,能够得以安身立命,也自有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信念。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雪城在鄞县乡下的弟弟结婚,他回去探亲,兆堃和江雅言也一同去了,说是去玩的,实则却是为了让母亲和江雅言见上一见。那个时候,他的幺妹早出嫁了,母亲改嫁的丈夫也已故去,留下不多不少的家产,过过日子倒也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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