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刚才，我见到了一个冷案的被害人的家属，大白天的好像又见了鬼，你知道我很少在白天见鬼的，而且我最近真的有好好在吃药，幻听和幻觉已经很少了。
    陈宛儿道：这个冷案你觉得是因为你而变成冷案的吗？
    算是吧，我觉得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筱满说。这时，他真的有些像低血糖发作时那样头晕目眩了，他便在沙发上躺下了，抱着胳膊，侧着身子，微微蜷缩起小腿躺着。
    陈宛儿道：通常我们说到责任，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外界大环境的一种集体意识而强加给自己的意志，而这个自己也并非真正的你，你可以想象成这个自己指的是一个标签的集合体，因为你做过警察，警察就成为了你的一个标签，一个能定义你的概念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调查案件，找到真相是你的责任，这也是大众对警察的一个下意识的定义，但是换一个角度，换一种身份，这件事或许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早就不是警察了，而冷案之所以变成冷案是因为方方面面各种因素的影响，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一点吧？
    筱满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在乎这些事情？我已经不是警察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在乎了？可是不在乎这些完全地放弃这些，我没办法，或许别人有办法，抛下别人对你的定义，抛下社会给你的定义，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查不清楚案件，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让我不要查，放下它们，不去想它们，那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价值？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岂不是更浑浑噩噩？
    陈宛儿娓娓说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人呢，其实人的重量是很轻的，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随时都会飞到天上去，这个地球没有变成飞人的聚集地是因为打从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有意识无意识地往自己的脚上绑上一种叫做责任感的东西，小孩子就会有回应父母期许的责任啦，长大了呢，就有回报社会的责任啦，对工作的使命感啊之类的也算在这里面，我们就越活越重，愈来愈脚踏实地。
    筱满笑了下：我们脚踏实地地在地球上生活不是因为重力吗？
    陈宛儿也笑了。筱满又说：曹律真的是人格分裂吗？是因为小时候见到了真凶但是他当时什么也没做，他以为母亲只是睡着了，那个凶手是母亲的客人他什么也没做，没有喊，没有拦住那个真凶，他就是因为这个才他看着陈宛儿：我听说了，他今天来这里做心理评估，一个老外给他做，对吧？
    你说的伤人的人就说他，他发病袭击了那个老外，对吗？我还听说他在接受审讯的时候自残了，送到了你们这里看护，案件定性，结束侦查后，加上他之前自残的伤势有所好转，他就被转移到了青市第二看守所，那里有专门的精神病专区，由那里的专业人员负责看护。
    陈宛儿道：你的消息倒很快。她叹了声，暂停了录音，把它握在手里敲着下巴道：看来你不从我这里知道，不久也会从别的人那里知道。
    她便和筱满说：他的律师帮他申请了由一位美国方面的人格分裂的专家来负责给他再做一次精神鉴定，那位专家提出需要用到一些脑部扫描的设备，还需要做一些药物测试，测试曹律服用的药物是否会使他产生幻觉幻听之类的副作用，第二看守所无法满足这些测试的要求，律师就申请由狱警看护带曹律来红枫完成这些测试，还联系了我，说好了今天我一起陪同做测试，做评估。律师的申请通过了，那个美国专家今天一下飞机，他的航班似乎提前了，陈宛儿看了看手表，本来说好下午四点半开始做测试的，我挪了两个预约，不然现在这个时间我确实有个病人。
    她继续道：美国专家和他的两个助理马不停蹄地从机场赶到了红枫，随行的还有曹律的律师和一个记者，我看到他们就说，人实在太多了，对曹律来说一下子面对这么多人压力会很大，我的建议是我和那个美国专家在他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去见他就行了。
    筱满问了句：记者？
    曹律的律师找了个记者负责为曹律著书立传，据说薪酬由世界精神卫生协会全额支付。陈宛儿惨笑了下，可能出版之后律师事务所也能抽成版税收益吧。
    筱满啧了啧舌头，他看着陈宛儿：那您当时也在场？
    你说曹律扎伤那个美国专家的时候吗？
    扎伤？
    陈宛儿道：美国专家也觉得人太多，她挽了挽头发，神情愈显苦涩，他就让我和他的另外一个女助理在做心理评估的房间外面等着，我看没我的事了就回了三楼，他们一直在六楼，我下来没多久，我楼上的同事就过来喊的我，说出事了，曹律把人给扎了。一个护士亲眼看到的，那个老外从房间里被抬出来的时候，脖子上扎着一支铅笔，一脖子的血，不停痉挛。
    筱满说：那是凶多吉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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