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日本对于中、德，甚至自由联盟都还有很大的剩馀价值，韩国在这个时代，对王绍屏来说，就算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块地方。但是你知道的嘛！对台湾人来说，远来就是客，即便曾经有什么不愉快，不论是后世用海巡欺负过台湾的日本人、还是运用菸酒、美猪谈判压迫过台湾的美帝，或者天天在嘴上和国际上打压台湾的强国人，来到台湾，台湾人都是一笑泯恩仇，一律平等待之…。
    说来辛酸，不这样又能如何？国家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嘛！人家国家决策，干一般来旅游、留学的老百姓何事呢？总不能政治上玩不过人家，就报復人家老百姓为乐吧？王绍屏也没这个习惯，无论是平津斩首、收復东北或者淞沪会战，他都不曾下令过欺负日侨。最多只是集中保护，而且也不是集中营，就是将他们原居住地围起来，这也得感谢日本人喜欢集中居住，不过即便集中居住，无论水电、粮食，可是一样不缺，但还是得付钱就是了，没钱就记帐，到时和日本政府一起算帐。话题说远了，反正要说的王绍屏是不会对敌人的平民老百姓做出什么暴行，对于来求助韩国人，当然还是以礼相待囉。
    王绍屏当然也想过把韩国整合进心目中未来中国的版图，不过呢，他后来有更新地世界联邦的想法，他就不打算这么做了。除了当年台韩断交，韩国做得不道地之外；韩国在暴富之后的嘴脸，也十分令人生厌。所以他和长辈团，还有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商量之后，决定公事公办，要援助可以，直接贷款；至于出兵？那不可能。
    来台北的三个韩国代表的立场也各有不同，担任议政院议长的李东寧是倾向牺牲一些利益来获取王家的支持，不过他内心并不看好王家会会出兵援助韩国独立，他认为韩国独立復国，还是得靠自己。比较激进地金九则比较亲华，他认为应该不计任何代价，换取自由联盟出兵恢復韩国独立。而刚刚重新担任国务委员李承晚则比较亲美，他还曾因为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因为长期滞留美国将近廿年，而遭到议政院弹劾。所以站在他的立场来看，不仅不看好王家的援助，甚至一直唱反调地主张应该获得美国的帮助，比较可行。在来台北之前，他曾和金九在议政院的大会上发生争执，他对金九大吼道：「韩国离中国太近了，所有愿意支持韩国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势力，包含游离海外的自由联盟，对我们的领土都是有企图的，你不懂吗？他们和现在占据我们国家的日本人没什么两样，笨蛋！」
    不过在李东寧的坚持下，最后李承晚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两人一起前来台北。但一路上就是不停的抱怨，不然就是泼冷水，和金九不断口角。最后连有耐性的李东寧也受不了，喝斥道：「如果你不愿意来就早说，我们可以把机会让给吕运亨、朴宪永。」韩国在上海法租界的临时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吕运亨也是亲华，他还加入中国籍，现担任韩国中央日报社长。而朴宪永虽然也亲华，但他左倾的很厉害，甚至早期还主张学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韩国独立后还成立南朝鲜劳动党，以至于在原歷史上被掌握大权的李承晚赶到北韩，最后在韩战当中被金日成指责为美国间谍，必须负起统一韩国失败的责任而枪决。
    由于金九主持的韩国临时政府对日本的政要、将领屡屡发动暗杀，法租界一度决议要驱逐韩国这批独立运动份子。最后在上海青帮杜月笙的斡旋之下，才得以暂时没有遭到驱离。不过，李东寧和金九都有极大的危机意识，所以他们才会在自由联盟收復东北之后，来台北活动，希望能在东北靠近韩国的地方找个落脚处，训练反日游击队，真正使用武力推翻日本统治。当然，如果能获得自由联盟的大力协助，甚至出兵，那是更好不过了。而他们当初同意李承晚一起跟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反对派的代表，即便议政院已经通过这项合作案，但身为反对派仍要求李承晚出席，以免赞成派做出什么出卖国家主权的事情。另外，李东寧、金九两人也担心刚从美国抵达上海的李承晚，如果留在法租界，亲美的他不知道会不会搞出什么事情，让南京政府或法租界，甚至王家，感到不快的事情。于是他们才决定把李承晚带在身边，方便监视他。
    所以当李东寧说出要让其他人代替李承晚的话时，其实只是恐吓，但没有真的要这么行动。不过李承晚心里也有他的小九九，他认为如果能揭露金九和王家出卖韩国权益的密谋，必定能提高自己在独立运动中的声望，所以他不愿意也不可能退出谈判使节团。因此，对于李东寧的最后通牒，他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乖乖闭上嘴，直到他获悉金九的秘密协定为止。他对金九一定会这么干深信不疑，他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参与每个会议，然后等待最后结果。
    所以即便和王绍屏见面的时候，他绷着一张脸，但却也没有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该点头就点头，该握手就握手。而王绍屏当时实在太累了，他刚刚歷经颱风危机，又为了蒙古战役和南京阴谋，马不停蹄开了一大堆会议，所以他根本没有力气，也没有精神去关注这个一言不发，不苟言笑地傢伙。反正对韩政策已经决定，剩下就是王宠惠和长辈团的事情，他只要知道结果就好。
    接下来和王宠惠的洽谈，既在三个韩国代表的意料之中，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如他们所料，自由联盟没有出兵的打算。但其他，包含军援、金援，甚至在东北成立训练基地，王宠惠竟然是主动提出来。虽然都是无息贷款，但条件很单纯，只有两大项，一是韩国独立之后的探勘矿產和採矿优先权，还有双方平等的最惠国待遇。「就这样？」不要说李承晚了，连李东寧和金九都大喜过望。金九心底本来都有了必须提供某些军港或军事基地租借给自由联盟，让对方驻军的心理准备，没想到自由联盟连提都没提。
    金九真的是想太多了，自由联盟已经有了北海道和琉球、台湾，对于黄海和东海，甚至南海都有了控制权，何必要学后世美国，在南韩驻军，引起当地百姓的抗议，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呢？至于援助，除了金钱和土地有点成本之外，军火都是缴获自日军，几乎是零成本。这种无本生意，说是无息贷款，其实根本跟高利贷没两样！何况军火是所有贷款的当中的最大宗，占总金额的百分之七十！这基本上应该已经算是诈骗集团的行为了吧？
    韩国的问题在皆大欢喜的情况下落幕了，即便李承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爽，但对于独立运动能获得这么大笔的援助，即便他再怎么有私心，也不能多说什么了，一切恩恩怨怨就等復国以后再说吧！
    而日本的问题在德国的调停下，最终也达成协议。台北和南京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日本也获得德国更加紧密的合作，当然日本也开始他们新的大冒险，开始向南洋进发。
    这些对外事务忙完，不代表王绍屏就间下来了，除了蒙古战役还在激战中之外，他还必须亲自准备开展西北和西南的绥靖工作。不过在此之前，他仍得把自由联盟内部的一些事情理顺。首先是组织政务委员会，也就是相当于内阁的决策机构。长辈团，因为都已经申请转籍自由联盟，所以都是当然委员。后续加入的粤系，则推派唐绍仪成为政务委员，当然，他仍兼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至此，王绍屏的主席一职，才真正落实。杨永泰则担任秘书长，林蔚、贺耀组则各自担任副祕书长。
    虽然还有很多职位空缺，甚至都还没做好组织规划，但王绍屏觉得寧缺勿滥，可以慢慢思考，人选也可以慢慢寻找。但是有几个职位，王绍屏倒是很急，一个是和自己理念相近，但又能和中国境内其他党派能够沟通的人物，让他来派驻南京，担任分省会议的代表。本来他考虑过曾昭吉，但他总觉得师父年纪大了，又单身，应该留在台北，让二咪孝敬他。
    伍朝枢在身体康復之后，有一次和王绍屏聊到这件事，他忽然大力推荐一个人：「如果主席不介意我初来乍到就大放厥词的话，我倒有一个人选。他早期也推动过联省自治，不过他的主张和梁啟超倒是不大一样，和主席的想法倒是挺接近的。但他现在听说病的很重，如果主席想要延揽他，可能得动作快一点。我怕他撑不过今年，因为他穷到连病都看不起。」
    王绍屏很讶异，中国竟然还有政治人物会穷到这种地步，连忙问：「是谁？他在哪？」傅秉常说出一个令王绍屏和在座的黄潮生都感到瞠目结舌的名字：「陈炯明！」陈炯明在台湾的教科书里，儼然就是个大反派，谁叫他曾经砲轰过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不过夫人团很快把资料调出来让王绍屏了解，如果看了前因后果，其实孙先生在广州成立军政府的时候，在北方换了徐世昌当总统之后，发出南北议和的善意。孙中山依然还坚持以非常大总统的身分，要以武力北伐，那还真的有点刚愎自用呢！陈炯明反而倒不是十恶不赦地罪人，而是被他的部下叶举威逼着半推半就才应该是实情。毕竟自己的属下邓鏗遭暗杀，还被说是他是主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武力反抗，那只能亡命天涯了。但一旦弃职逃走，那不是坐实了自己就是杀人兇手？
    不过不管怎么说，陈炯明也算是王绍屏的半个部下吧？毕竟他也是洪门的人，还是致公党的总理，于公于私，知道了他身染重病都没钱就医，自己不出手帮忙，这样在洪门兄弟间该如何立足呢？所以无论这个人怎么样，王绍屏决定立刻派人到香港医治他，并把陈炯明全家人接到台北来照料，还有他两名在上海求学的儿子，也一併接来台北上学。
    除了分省会议的代表之外，王绍屏还关心军队的教育问题，陆军官校的校长，他的人选很多，但是空军和海军，他就认识的很少了，目前都是由生化人兼任。但是一个校长必须高瞻远瞩，生化人的呆板，显然和王绍屏心目中的理想差距甚远。
    海军方面，虽然沉鸿烈在山东干的不错，但如果把他调来左营，那么山东就缺乏适合掌控第三舰队的人选。
    唐绍仪听到了王绍屏在招募海军官校校长的消息，于是向他推荐了陈策：「陈策在去年和广东实力派军阀陈济棠发生衝突，出走到南京，现任高参，正准备出国考察，如果你招揽了他，等于招揽了半个广东第四舰队，而且也等于得到半个海南岛，海南岛以前是他率领舰队驻扎的地盘…。」王绍屏记忆没那么好，但小咪提醒他，他曾在二月份时，在上海海军整合会议上见过这个人。
    「哦？他还没出国吗？」王绍屏讶异的问，现在都快八月了，搞了大半年，怎么还没去考察？
    小咪查了相关讯息之后说：「没想到是因为刚接收新舰艇，加上中日战争爆发，海军预算被删减，所以考察团迟迟无法出发。」
    「那把他挖来吧！即便不适合当校长，帮忙带领一支舰队，应该也是行的吧？」王绍屏很爽快地就做了决定。但他没想到，除了陈策，他还得从南京挖另一个人来。
    冈山空军官校校长也是王绍屏非常烦恼的职位，这次是林蔚推举了一个人：「黄秉衡，他是筧桥中央航校第二任校长，但为了给毛邦初让路，竟然让他去当空军事务处处长，简直就是荒废人才。不要小看他是学地勤出身的，他当校长期间，被称为最懂行的校长啊！我本来当空军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想把他调回来当校长。结果不知道谁动了手脚，竟然让他以銓叙为上校身分，去管后勤的参军处当一个小小的参军，摆明就不想给他回空军。」林蔚推荐的时候，说到最后，整一个气愤填膺！当然王绍屏不会不卖林蔚的面子，所以除了派人之外，还让在南京参加国是会议的曾昭吉，抽点时间拜访陈策和黄秉衡两人，表达自己诚挚邀请的意思。
    说到国是会议，最近曾昭吉在其中真是乐此不疲，完全是呼风唤雨，甚至可以说是到为所欲为的地步，将国府主席团主席陈果夫气得半死。但陈果夫已经收到委员长的飭令：「不得阻挠王家的行动，还要多加支持对方的提案。」的确国府和联盟达成某些交换条件，但会让委员长下达这样死命令的主要原因，还是南京的蒙古远征军至今毫无消息的缘故。
    虽然说早在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已经实现了新疆迪化和云南昆明的远距离无线电报发送。但当时能发送这么远距离的真空管无线发报机是多大一台？根本无法实现军队一般行动使用。自由联盟倒是有电晶体无线电，但无论是胡宗南，还是周至柔，可能向自由联盟借来使用吗？所以他们携带的无线电发报机，大部分得透过甘肃或察哈尔转接。不过，当时正是亙古者发动气象战的时刻，期间即便是自由联盟加强过讯号的无线通信也受到极大干扰，更不用说国府更落后的无线电报了。
    所以在不知道远征蒙古的大军真实情况之下，国府决定先遵守协议，等蒙古时局明朗之后，再视情况而定，看看是否要调整与自由联盟合作的对策。所以曾昭吉遇到的大部分的阻力都和南京无关，全部都是和小军阀有关。其中青海的双马兄弟，本来就已经很难搞了，等到共党红四方面军忽然出兵甘肃的时候，青海的代表更是上窜下跳，千方百计要阻饶王家入主甘肃，而且还要求大会授权给他们合法出兵权。要出兵权也就算了，还要自由联盟提供免费的武器弹药和空中支援。另外还希望王家提供将近免费地一折价格的坦克装甲车和飞机大砲，外加无偿赠送的全套训练。他们威胁曾昭吉，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办，他们不排除退出国是会议，并将自行武装保卫甘肃。
    青马闹国是会议这件事情倒和中央没啥关係，西北马家军虽然常常一致对外，但内部也常常因为抢地盘而互有嫌隙，现在和马步芳关係一向不睦的马仲英在甘肃仓皇撤退，连还没整编完成的马鸿宾也对十万红四方面军退避三舍，这让青海二马觉得机会来了。一能扩大地盘，佔据甘肃西北到新疆哈密一带，二能报红四方面军在四月间击败自己的一箭之仇。这正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好机会。当然二马也不是傻子，单单以自己目前的装备武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的确力有未逮。但目前眼前就有个大凯子，正在大放送地促成国内和平发展，这时不敲他竹槓，更待何时？
    除了青马闹会议之外，甘肃马仲英、马鸿宾，邻近的寧夏马鸿逵、绥晋阎锡山也都在观察王家的决定。这个决定很复杂，第一是，王绍屏对于甘肃的态度。这点，原本曾昭吉已经和马仲英、马鸿宾两人谈妥，甘肃三个代表，一家一个。但现在青马想参一脚，王家该如何反应呢？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让青马退出会议，那国是会议就会变成一场笑话。放任青马勒索，即便只是一点点的妥协，那王家的威信必然尽失，自己直接变成笑话。而这也是所有的地方势力全都关注的焦点，王绍屏的主张面临了第一次最大的考验。
    陈大部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开怀大笑：「哈…！我就说王台生太理想，太天真啦！这下子看他该如何收拾残局？该如何下台？」委员长当然也抱持着隔山观虎斗的心态，让陈果夫按兵不动，让曾昭吉自己一个人去烦恼。
    另外，盘踞在即将成立西康省的中共党中央，虽然撇清了红四方面军和他们的关係，直说这是国际派另立党中央之后的决策，他们真正的同志都已经被红四军新的领袖幽禁起来了，所以已经和他们完全无关。但在对红四方面军动武的这件事上，他们又极力反对，说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分省会议的核心价值。但提到如何让红四方面军退兵时，他们又支吾其词的说尊重会议的集体决定…。
    最后就是新疆盛世才的态度，虽然他的代表没有积极发表什么意见，但所有会场的代表都知道，盛世才巴不得红四方面军离开新疆的地界。本来他接引红四方面军入新疆，是为了对抗北方阿尔泰地区的苏联驻军，和无所不在的苏联教官。结果苏联驻军没赶走，红四方面军倒盘据在富庶的哈密地区。尤其现在红四方面军直接听命于共產国际，事实上也就是听命于苏联的中共国际派所掌握，几乎和苏军连成一片。他现在就变成腹背受敌，甚至有被苏联东、北夹击的危险。好不容易红四方面军发兵甘肃，即便还有三万多的眷属待在哈密，但对他来说，压力真的减轻不少。所以他对于发兵击退红四方面军这件事，意外地和中共党中央立场一致，他的代表也极力反对。
    这两家的态度考验了分省会议未来的决策模式：「到底是否应该赋予地方势力否决权？」而这项议案一直是争执的焦点。中央和王家都不同意个别赋予否决权，尤其王绍屏认：「事前可以充分沟通，甚至多次延宕决策都没关係，但一旦个别势力能凌驾集体决定时，那就不是民主制度了。那是小眾寡头政治。」但大部分的小军阀则都积极争取否决权，尤其中共更是强调：「如果没有否决权，那么自己将完全没有安全感，这样分省自治将毫无意义，地方特色将无从建立！」本来这个议案排在最后才讨论，甚至可能在第二次国是会议或直接在正式成立的分省代表会上才表决，但这次史达林在背后谋划的西北乱象，竟然意外地提前引爆这项争议，这让原本进行顺利的国是会议，忽然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