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官运、财运、桃花运，这些均与我无缘。所幸的是，活到三十七个春秋时，竟红红火火，碧碧绿绿地走了橄榄运。1990年5月26日，闪闪烁烁的太阳高挂在蓝空中，照着三湘四水，照着古城长沙，照着宽阔平坦的八一路。这路的东端，北侧，有一座威严的门，门里，一派的碧绿，绿的树，绿的枝，绿的叶，绿的果，微风吹拂，绿波荡漾，阳光照耀，闪烁迷人。我挎着包，迈着试探的步子，朝这座神秘的橄榄林里走去。从此，我人生的道路发生了转折。
    我何以走到这里来？纯属偶然。
    那日，是南风，还是白云，将一纸约稿信送到了武汉大学枫园四舍419房我的案头。读罢，才知道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期刊之林里，又增添了一株《当代警察》，它需要“讴歌公安业绩，展现警坛风云，描绘警察形象，树立警界新风”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我想：刚刚创刊，它既然需要种种文章，会不会需要采写、编辑种种文章的人呢？
    此时，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着新的分配和选择。所以，在读这封约稿信时，我的思维自然与千千万万的37岁的同龄人的思维不同。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有一种信心，那里会要人，会要我这样的人。我想把这奇异的感觉和想法告诉与我同寝室的云南作家吉成、湖北诗人叶向阳。但我没有启口。因为在此之前，为了毕业后新的出向和选择，我已饱尝酸甜苦辣，何况那本是有了边际的事，到顶真时，却变成了一场游戏。眼下这想法和打算，岂不是荒唐可笑？历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我，这回却有了涵养。
    当我在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晚宴上以党支部书记身份致完祝酒词后，便立即兵发长沙。想干的事，就要干到底。先不论成功与否，都必须付诸百分之百地努力。为了新的选择，尽管我已饱受磨难，但我绝不放弃，绝不灰心。机遇来临时，应抓住不放，一拼到底，切莫犹豫彷徨，等闲观望。这些日子，我蠢蠢欲动，企图从小地方调到一个大的出处。自己正当盛年，略有才气，多有力气，若有一个适宜的天地，兴许能干出点滴成绩。可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我面临的是双向选择。人家可以选我，而我去选谁呢？这如同人要恋爱，却觅不到知音。此种时候，“关系”、“靠山”便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有关系，有靠山，濒临退休的老头，可以作为青年调用，无关系，无靠山，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可以当成朽木拒之门外。当我被耍弄，被调侃之后，阿q曾一度成为我的榜样，算了：儿子打了老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本应离土不离乡。经过一番回环激荡，我内心如镜一般平静，决计回我的洞庭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里，有我干事业的天地。
    是这封约稿信，给了我一个新的契机。
    是这封约稿信，给了我一剂新的活力。
    我踏进总编室，自报家门。一个身材魁梧，威武雄壮，着橄榄绿的长者，面带笑容地招呼我落座，一边往杯里抓茶叶，冲开水，一边从那副圈圈套圈圈的眼镜背后朝我射出审视、疑惑的目光。
    “你也是大学生？也需要分配？”
    我明白，这是我嘴上的胡子，眼角的皱纹，引起了他的疑问。于是，我告诉他：我本是洞庭湖生，洞庭湖长，世世代代都在洞庭湖里做阳春，挖空心思，拉尽关系也找不出一个喝墨水的祖先，道地的农民血脉。据此，我要么应该继承祖业，舞锄挥镰，改造山河。我要么应该铁马金戈，驰骋疆场，血洒边关，报效祖国。而我却偏偏做起了作家梦、记者梦、编辑梦。一场梦，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梦里有哭有笑，梦里有喜有忧，梦里有苦有甜，梦里有乐有愁，梦里有腾云驾雾，梦里有低首徘徊。有人说，好梦难圆，我这不属好梦。有人说，噩梦醒来是早晨。我这不属噩梦。究竟属什么梦，至今不明。也许似梦非梦。奇怪的是，作家协会会员证、记者证，编辑名片，竟然从农民的儿子口袋里冒了出来。更奇怪的是，农民的孙子已上小学二年级，农民的儿子却背了书包，持了准考证，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样，心口嘣嘣地跳着，从洞庭湖赶到珞珈山，坐在武汉大学理学院那幢古城堡式的教学楼里，在教授、教务处长、中文系主任的炯炯目光下，搜肠刮肚，笔走龙蛇，涂满一张张试卷，抢在下课铃响起之前，恭恭敬敬地送到那威严的讲台上。考场出来，汗流干了，骨头散了。回到单位，生怕别人问：“考上了没有？”不知是祖宗保佑，还是教授怜悯，竟然真的成了武汉大学作家班的一员。学文学，学英语，学历史，学哲学，学政治，学美学……在武大，只要你愿意学，三十六个院系的课程，都可以去学。如今，学时已满，学分已够。国家给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大学生同样一次分配的机会。
    威武长者大口大口地吸烟，静静地听我叙说，似乎在听一个故事。我说完了，他沉吟着。突然，他问：“你在学校表现如何？”我答：“我是作家班的党支部书记，被评为武汉大学校级三好学生。”他又问：“你现在是否带有过去发表出版的文章？”我答：“有！有中篇、短篇，也有通讯、散文，还有诗歌。”他再问：“你的字写得如何？”我答：“一般。”并赶紧补充：“没有我妻子写的字那么好。”他拿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我提笔，全神贯注地写了三个字——杨远新，这是我一生中练习最多，书写最熟练的三个字。他看了看，也说了三个字：“还可以。”接下来，他喝茶，他抽烟，他翻阅我出版发表过的文章，他审视我递交的履历材料。末了，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还给我，同时递给我一张名片。我这才知道，他是湖南省公安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当代警察》杂志社总编辑赵耀升。不等我开口称呼，又听他说：“一个星期后，你给我打电话。”我不再啰嗦。他没有远送。
    此后，我如约拨通了电话。他只有一句话：“再过五天，你与我联系。”我第二次和他通电话，他言辞简练到极点：“来吧！”来干什么？为了试探，我问：“需要带什么东西吗？”他答：“洗漱用具。”
    我不再问，他不再说。当我放下话筒时，站在一旁的妻子说：“凭我的感觉，公安厅办事，不像你过去往还的那些文化衙门。”妻的话突然止住，她知道我很为文化人争面子，不忍心伤害我的自尊。其实，我已明白她没说完的意思。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妻的感觉千真万确。
    我又来到了湖南省公安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当代警察》杂志社副社长方玉洁坦诚地对我说：“公安厅选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不讲关系，不看靠山。对你先试用三个月，能胜任工作，就要。”她没往下说，留给我去想。
    当我被试用到第13天时，赵总编和政治部的邓春良同志，带着厅党组的介绍信，冒着高温酷暑，赴武汉大学考察我的表现。紧张的两天两夜，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赵耀升总编一边座谈，一边服药，回到长沙，险些病倒。考查结果如何？赵总编不说，我也不问，我只管埋头工作。
    当我被试用到第26天时，从川、滇两省组稿归来的副总编刘春梅，鞍马未歇，征衣未解，又和何宝林科长奉厅党组之命，第二次到武汉大学对我进行更全面地考察。连续四天40度的高温，在武汉这座火炉里走访，座谈，其苦其累，可想而知。不久，我回武汉大学办理分配手续。我走进武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何安德同志办公室，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深有感慨地说：“我早就盼你回来呀！湖南省公安厅派来的两批同志办事一丝不苟，对选人用人高度负责，生怕把你看走火了。我向他们拍了胸部，你在忠诚、担当、能力、作风方面绝对可靠。我代表的是一级党组织。推荐一个人，肯定一个人，都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对此，他们才深信不疑，觉得选人选准了。他们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这是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党龄，曾当过八年保卫处长，长期担任中文系党的一把手的老领导对赵耀升、邓均良、刘春梅、何宝林的高度评价。不！不仅仅是对他们四个人的高度评价，更是对公安厅党组的高度评价。接着，他话锋一转，欣喜地说：“现在的分配形势与你离校时比较起来大有好转，中央下了文件，对经受起了政治风波检验的毕业生，尽可能地派遣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你们作家班的班长陈国安分配去了浙江省委，你们湖南的本科生阳卫国、张波、马朝军分配去了湖南省委。中宣部、北京、福建都找我们中文系要人。你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如果有新的想法，就先找广胜同志谈谈，他会与我商量的。”他讲的广胜同志，就是武汉大学校办主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陈广胜，分工主管作家班的工作。我是作家班党支部书记，无论作家班的工作，还是我个人的事，都是直接向他汇报。这时，我对何书记明确表示说：“我没有新的想法。我非常乐意到这个单位工作。”何书记说：“好！你能到这样的单位工作，值得！学校放心！老师放心！我也放心！”何安德，何书记！是一个永远值得我怀念的人！
    当我到《当代警察》杂志工作到第一百天时，政治部一纸红头文件下来，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接着，在全省公安文学艺术协会上，我又被推选为协会秘书长。这一切，似乎来得突然，来得偶然。有人问我：“你大学毕业分配到公安厅工作，又提拔得这么快，凭的哪层关系？”我笑，我摇头。至今，对曾经按组织程序圈阅过我的材料，关心过我的分配的正、副厅长，厅党组正、副书记和成员，政治部正、副主任，我除了与主管杂志社工作并兼任社长的副厅长李贻衡因工作需要有过几次交道之外，其余均无任何接触，他们连我的身材轮廓，五官布具也无半点印象。这还谈得上关系，这还谈得上靠山吗？那是什么呢？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实在要说关系，我到编辑部工作近十个月里，已与总编赵耀升，副总编刘春梅，协理员刘淑英，编辑部副主任熊剑，美编廖海燕，编辑刘劲青以及负责发行工作的张立雄、陈强，建立了亲密、正常的同志同事关系，我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互相帮助，又互相批评，共同开拓，不断进取，力争使《当代警察》成为社会主义百花园里一朵璀璨的精神文明之花。正因如此，我爱恋这生机勃勃的橄榄林，并愿深深扎根其中，像身边的每一颗橄榄树那样，为其增一颗果，添一丝绿。
    1991年3月28日深夜于湖南省公安厅第二宿舍楼224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