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一旦形成，并固定，便难以改变。而这种固定的思维却往往给人带来难以下咽的涩果。以往，我并没这样体味到。今年的10月9日，我赴厦门参加武汉公安报的笔会，在厦门国际机场等人接站时，却给了我这方面的教训和启迪。
    因为是武汉公安报的笔会，我飞离长沙前也听主办者与我约定，到了厦门国际机场，会有人来接站。我是警察，是警察为警察主办的笔会，且自我当上警察以来，无论飞东飞西，迎接我的都是一色的警车警察。那么这一次，我想也不会例外。我走下飞机，我走出机场，我走出候机大楼，我眼里注意的只有身着橄榄绿的警察，只有闪烁红绿灯的警车。
    我走到候机大厅出口，两侧站满了接站的男女，有的手中还举着小牌和小旗。我一眼扫过去，没有看到一个警察。
    我想接我的人可能是在大门外。我朝大门外走去。一些拉客的缠着我，大概是见我没人接。我懒得理睬，趾高气扬地走向大门外。我朝长长地车队扫视，没有看到一辆警车。
    我心里有点发怵了。天已断黑。我还是十四年前到过这座城市，那时还没有这座机场。我不知机场离市区究竟有多远。
    拉客的男女又围拢了我。去？还是不去？去，我倒不怕挨宰。我只坚定地相信：以我对武汉公安报的了解，他们肯定会来接我。我如果没见到他们就走了，他们一旦来接站，而又没见到我，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又返回到出口，一眼一眼地盯视接站的男女。有个年轻貌美，着白色裙子的婀娜小姐，一手拿面旅行社的三角小旗，一手举着一张白纸写的接站牌，从出口的正面，走到侧面，又从正面走到侧面，滴溜的双眼寻找着她要接的人。我几次走到她面前，只溜一眼她手中的三角旗，又几次离开。我正在寻找警察，我在寻找警察模样的人。
    拉客的男女又围拢了我。像前面一样，我不予理睬。我有警察和警车迎接，我岂会被他们拉去呢？我看看手表，离晚6时还有5分钟。我不着急。因为航班正点到达是晚6时。也许因今天秋高气爽，航班提前二十分钟驶入空港。我静静地站在出口等候，眼睛盯着大门口。那位举着旅行社的小旗和纸牌的婀娜小姐就在我正对面，她盯着我的身后，此时一批又一批乘客如同流水从里面涌出。又有一批又一批赶来接站的人。可我仍然没看到一个警察，也没看到一辆警车，更没看到一张我熟悉的面孔。
    天渐渐黑了。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抬腕看看表，已是6时15分。我打算离去。可我仍担心来接我的朋友没接到我会在这里受煎熬。于是，我拿出手机，准备查询这次会议下榻的新加坡酒店的电话，看能否与会务组取得联系。我一门心思按下“114”查询电话，等待接通，忽听面前有位女孩的声音问：“先生！你是从长沙来的吗？”我抬头，是那个手拿旅行社三角小旗和纸牌的白裙小姐。她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的，我没有注意。我确定她是在问我。于是我回答：“是！我是从长沙来的。”她又很有礼貌地问：“你是杨远新先生吗？”我确定我没有听错。于是我回答：“没错！我是杨远新。”白裙小姐听了，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她说：“果真是你！我早就注意你是在等人。可你几次走到我面前，又几次走开了。”我说：“我怎么会知道你是来接我呢？”她说：“你没看见我手中的这面小旗？”我说：“看到了。这是一面旅行社的小旗。”她说：“是呀！干我们这一行的，迎接客人时都是举着这种小旗。”我说：“对不起。我只注意有没有穿警服的警察。”她又问：“我手中的这张纸牌你也没看见？”我答：“我看到了。”她说：“那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来接你的呀！”说着，她将小纸牌收拢，放进了她的小兜里。她又笑着说：“对不起。只怪我把你的名字写得太小了。”
    我心头怦然一跳，我被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我暗暗责怪自己为什么这样粗心，明摆在眼前的情景都没有看清。接我的人明明就在我眼前，我却还在那里顽固地寻觅警察和警车，害得这位小姐多等了半个小时，而我自己也险些盲目地上路。她领着我上了汽车。她说她坐在前面，便于引路。她说我坐在后面，可以放心地闭目养神。
    我哪里能闭目养神。我表面上欣赏这座海滨城市的美丽夜景，内心却仍然想着刚才的事。我打从长沙出发的时候起，就一直以为今天迎接我的又是像往日一样的警察和警车。到了出口，我眼里寻找的是警察和警车，对别的自然没在意，没重视，没发现。一个人一旦形成固定的思维，就必然只会用一种固定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万物，而往往容易忽视新的事物，新的景象。像我这样从事写作的人，如果这样长此下去所表现的对象，所表述的观点，所表述的内容，都必然雷同与模式。推而广之，假如我是军事家、假如我是政治家、假如我是经济学家，我如果是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我如果是这种习惯的眼光想事、办事，那耽误的就不是半小时，那受煎熬的就不是一个女孩，那盲目上路的也不仅仅是我自己。
    白裙小姐把我带到新加坡酒店，落落大方地伸手与我道别。“我叫曾敏岚。祝你在厦门玩得愉快。拜拜。”我不解：刚刚接到我，怎么就走了。她告诉我，武汉公安报的同志领着先我到达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参观石狮去了。她受朋友之托，替代到机场接我。
    我说：“请你把那张写有我的名字的小纸牌送给我。”她不解地问：“那要着干什么呀？”我说：“我要留着纪念。”她从兜里掏出来，我打开，只见我的名字写得清晰而工整。我将其收拢，放进了我的包里。我要以此为纪念，因为我悟出了一个作文和做人的道理。
    1999年10月11日夜于厦门